与社会经济的急剧转型相比，我国的社会管理和国家管理体制的转型相对滞后。长期以来，包括经济收入差距扩大、社会秩序不稳定、伦理道德崩溃、生态污染严重等一系列国家治理问题。

中国的特殊政党制度和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保证，也是各种社会劣势的根源。难以限制的权力必然会导致腐败和社会公平正义之间的不平衡，但也会减少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导致所谓的塔西佗陷阱现象，也就是说，当权力失去信誉时，社会将给予负面评价，无论是说真话还是说谎，做好事还是做坏事。这也是为什么热门舆论事件频繁发生的原因之一，但舆论管理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

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除电视外，中国大众媒体的整体普及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近年来，新媒体的发展进一步挤压了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报纸的发行大幅下降，电视的收视率也有所下降。

在我国，新闻媒体被称作党、政、民三位一体的耳目和喉舌，具备上情（官方舆论）发布和下情（民间舆论）上传的双重功能。二者要融洽统一，但在现实生活中，二者又经常偏离。因为新闻媒体的官方属性，其更突显的是做为官方喉舌的功能；在这类大的背景图下，民间舆论通常不可以充足表述。尤其是近些年，散播內容的同质化比较比较严重，这促使大众媒体的民意散播作用显著地减弱。在对民意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力上，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出現了一个消退的现象。

传统的民意研究方法主要是基于问卷和抽样调查的民意调查方法。它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标志着美国民意研究所（盖洛普公司的前身）。它是在不断学习统计学、心理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多学科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目前，它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程序和规范，如整体设计、抽样方法、样本框设置、问卷设计、样本采集、现场调查、质量控制、数据处理和分析、报告撰写等。调查方法也从早期的家庭调查和邮寄问卷发展到电话调查、计算机辅助访问系统和其他形式。

但是，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剧烈的社会变化正使得实施传统舆论调查变得越来越困难。在中国，入境调查开始被街头访问所取代。首先，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现有的抽样材料中没有反映出大量的外国常住居民的数据。这些人在大中城市的比例甚至达到了30%~40%。其次，大多数中高端住宅社区实行严格的安保制度和门禁制度，这使得对中高收入人群的调查基本无法实现。这两个因素往往使传统的面对面调查所获得的数据与实际人口组成之间存在很大的偏差。然而，由于很难进行随机抽样和严格的质量控制，调查结果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