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被操纵的风险也会增加投资者的信心和认可度，有利于提高产品的市场代表性。第三，传输是有效的。基准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传输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与其他金融市场利率密切相关，有效地将货币政策对资本价格的调整传递到整个金融市场。

           今后要大力培育和完善SHIBOR以上海银行间银行间拆迁利率为代表的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和国债收益率为代表，为浮动利率产品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定价基础。需要提高交易性和代表性SHIBOR、金融市场基准面临的常见问题，如国债收益率。SHIBOR是借鉴LIBOR、基于报价的基准利率需要进一步完善报价和评估机制，使报价利率与交易利率紧密结合。同时，加强SHIBOR报价银行在市场自律中的示范作用，引导报价银行根据实际交易、资本成本、市场供求等因素，继续加强财务硬约束SHIBOR产品创新，有序扩大应用范围，加强市场建设，稳步完善SHIBOR具有代表性。国债利息收入是免税的，只有持有到期的国债才能享受税收优惠，这人为地抑制了国债的交易动机和流动性，国债收益率曲线作为金融市场定价基准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市场实体更多地发行大量、不免税的国债作为定价基准。为了提高国债的交易性和国债收益率曲线的代表性，必须完善相关的税收制度。

       三、重视货币政策在引导社会融资、兼顾稳定性和效率方面的作用。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是不可分割的

           货币政策引导社会融资的重要功能是基于监管信息。明斯基将融资分为三类：套期保值、投机和庞氏骗局。其中，套期保值融资是指依靠融资主体的预期现金收入偿还利息和本金；投机融资是指融资主体的预期现金收入只能覆盖利息，不足以覆盖本金，必须依靠新旧；庞氏骗局，即融资主体的现金流不能覆盖任何东西，必须出售资产或不断增加债务。稳定的金融体系必须以套期保值融资为主，但如果融资都是套期保值融资，则过于僵化，失去活力。因此，在以套期保值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中引入部分投机融资，可以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货币政策应有效引导社会融资，形成以套期保值融资为主的结构，辅以少量投机融资，考虑到稳定性和效率，必然要求中央银行具备相应的法律和管理能力，并基于中央银行了解金融体系的各种风险。

           有效的货币监管不能与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和合作分开。从现代货币创造理论的角度来看，央行的货币供应是外部货币，金融体系内部创造的货币是内部货币，货币监管是通过外部货币影响内部货币，从而实现监管目标。监管政策直接作用于金融机构，权威性强，传导速度快，有力量引发内部货币的剧烈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货币政策传播的有效性。即使央行可以控制外部货币，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管，央行也无法控制外部货币的投资和效率。

           最后，贷款人的职能需要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和合作。最后，贷款人的流动性援助功能使央行成为危机援助的最后一道防线。当经济受到系统性危机的影响并陷入衰退时，金融机构就会挤兑，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就会迅速枯竭，金融体系的功能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就会出现危机‘黄金48小时’，中央银行作为最终贷款人，如果不参与监管，监管信息无法有效共享，就很难清楚地掌握金融机构的资产状况，做出准确的救助决定，从而降低救助效率，错过救助时间窗口。2007年，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 Bank）英格兰银行因缺乏第一手监管信息而未能及时获救。2008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由于缺乏中央对手的清算机制，美联储没有完全掌握雷曼兄弟的金融市场交易信息，导致误判，雷曼兄弟的破产不会对市场产生系统性影响。相反，伦敦清算机构引入了中央对手的清算机制，包括雷曼兄弟在内的9万亿美元没有平仓，也没有给其他市场实体和伦敦清算带来损失。因此，风险可见、可持续、可救三位一体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统筹监管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业综合统计的重要背景。

       完善金融监管体系

       一、好的监管要与时俱进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监管制度应适应金融业态的演变。市场实体从事综合管理的动机很强。监管体系应适应这一发展趋势。监管机构应根据公司治理水平和自身监管能力确定综合管理的步伐和形式。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美国发布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金融活动的效率，降低了跨行业管理成本，使综合管理成为提高金融业竞争力、有效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途径。市场实力最终迫使监管机构承认金融业综合管理的有效性。美国于1999年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Financ

       华源发生了危机。作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属的第一家大型中央企业，火线重组似乎具有一定的新闻价值，引起了人们更多的思考。但华源的危机并不早，而是晚了。这种危机绝不是国有企业中的第一个，更不用说最后一个了。

       
   正如《财经》杂志所描述的，华源自1992年成立以来的13年发展堪称并购史:从纺织业起步的华源在过去的13年里发起了近90次并购，总资产自成立之初1.41亿元增至今天的572亿元，涉及的行业已经跳出纺织角落，扩展到农业机械、医药等新领域。今天，让我们来看看华源。华源只建造了一个空中楼阁。这样的空中楼阁是多么的诱人和辉煌？2004年494.611亿元的营业收入在中国1000家大型企业集团中排名第29位，打着自觉调整国有经济结构的主导力量的幌子，欺骗应该理解但不理解，或实际理解但假装不理解，或有点理解但不想深入研究主管机构。

           目前，华源已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安排下进入重组程序，客观造成了巨大损失。有理由相信，在下一个重组过程中会出现更大的损失。当然，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安排中央企业的重组效果必然是一个大问号。

           这样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发展神话，瞬间就结束了。谁错了？从表面上看，这些主体应该是指责决策者本人、主管机构或帮助他人的国有银行，但它们都有自己的客观原因，导致自身利益的必然结果。从经营者本身来看，数字干部的思维根深蒂固。企业做大意味着地位，可以圈到更多的资源；从主管部门来看，可能无法对每件事进行监督和评估，更不用说官场的许多潜规则无法轻易触及；从国有银行的角度来看，无论如何，向国有企业贷款意味着，即使出了问题，也不需要承担过多的决策责任，更不用说最终的损失必须转移到国家身上。经过这样的轮回，似乎每个环节都有自己的客观原因。根本原因是面对国有企业的评价机制不科学、约束机制不到位。这种不科学、不到位的制度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这是制度的代价。

           国有企业往往在约束不到位的情况下搞范围经济:简单扩大经营经营范围，而不考虑效率和效率。从以往国有资产核销甚至最近国有企业主辅分离涉及的资产核销数量可以看出以看出国有企业进行了多少低效、无效甚至负效的投资和扩张。诚然，无论是国有资产核销还是主辅分离，部分都是企业社会形成的资产沉淀，但无限扩张造成的资产浪费。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扩张是发展的政绩，处理非理性扩张造成的损失是改革的政绩。那么谁应该对国民经济的质量负责呢？谁应该对国家负责？

           此外，国有企业的非市场化和非理性商业行为往往被冠以一个美丽的概念。以华源为例，以最初的建设华源长江工业走廊口号进行了一系列的圈地运动。自1996年以来，华源以建设中国农业机械航空母舰的概念，收购了近十家农业机械企业，全面进入农业机械行业。这一幕持续了不超过三年，以全面失败告终。进入新世纪，华源以开放化工上下游的口号进入制药行业，这一概念仍未得到支持五年。华源不仅是活跃在市场上的和新术语活跃在市场上的国有企业。谁将承担不负责任概念带来的损失，我相信这不是概念提出者本人，也不是概念提出者可以承担的！这种非理性、非市场行为的最终损失仍然是国家，是所有人！

           我国国有资产监管体系和国有企业改革已进入关键阶段，如何真正建立企业符合市场经济经营规律的竞争对手，真正促进适应市场经济经营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对相关决策部门和主管部门仍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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