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利率在内的整个央行政策利率体系来突破市场割裂的瓶颈。未来随着利率市场化和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完成，利率传导机制会被理顺，央行的政策利率体系可以向短端集中。同时，也应注意到，即便未来金融市场得以发展，从德国、日本的经验来看，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资本市场格局也难以在短期内改变，一定时期内还要注重数量调控和传导机制的作用。

　　四、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利率规则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基本完成，我国货币政策框架也将逐步转向以利率为主的价格调控模式。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利率规则，科学合理确定政策利率目标水平，对顺利实现物价产出等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虽然泰勒规则是各国利率决策的重要依据，但即使在金融市场发展得很成熟的发达国家，泰勒规则仍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因而，各国中央银行只是以泰勒规则作为利率决策的指导性规则。虽然大量研究表明，我国货币市场利率基本符合泰勒规则情形，但也要认识到，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泰勒规则在我国的适用性。

　　 尽管传统的泰勒规则存在一定的问题，但经过一定的修订和扩展后，泰勒规则仍然可以具有广泛和稳健的应用。实践经验表明，美联储等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根据特定的经济情况，提出了经过扩展的泰勒规则，并以此作为重要的利率决策参考。因此，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泰勒规则对我国货币政策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加强对潜在产出、均衡实际利率等自然利率的估算，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政策利率目标规则。在泰勒规则中，名义利率水平取决于产出缺口和均衡实际利率等变量，这些变量属于无法通过观测得到的潜在的自然利率变量。理论上，均衡实际利率与潜在产出增速相符，泰勒在提出经典泰勒规则时，是根据样本期的美国长期2.2%的产出增速，将均衡实际利率水平设定为2%。一方面，我国潜在产出增速要远远大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另一方面，目前我国正进入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的经济新常态，潜在产出增速将发生明显的变化。因而，如何估算均衡实际利率和潜在产出增速，对确定以泰勒规则为指导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政策利率至关重要。同时，分析表明，中央银行需要在货币政策目标中考虑金融周期，金融周期在泰勒规则中体现为金融缺口。因而，在明确中央银行政策利率并加强对均衡实际利率等自然利率的估算的同时，逐步探索满足泰勒规则并符合中国经济金融平稳发展的通胀缺口、产出缺口及金融缺口反应系数，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泰勒规则。

　　 第二，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为利率调控提供必要的政策空间。我国现有的多目标的货币政策，尤其是汇率稳定因素，增加了泰勒规则的实施难度。在应对国际形势变化的过程中，应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汇率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的基础上，中央银行才有足够的空间，根据泰勒规则灵活开展利率调控。

　　 第三，加强以利率为主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虽然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完成，在金融创新和金融脱媒的推动下，我国向以利率为主的价格型调控方式转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日趋上升，但也要认识到，货币数量调控对中国经济金融平稳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很多研究也表明，货币供应量的数量工具和利率的价格工具对通胀和产出的稳定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数量和价格混合型货币政策工具更符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因而，今后仍然需要有效发挥数量工具的作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混合型泰勒规则。同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表明，物价稳定并不一定能够完全实现金融稳定，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至关重要。因此，应在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丰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同时，加强以利率为主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共同促进经济金融的平稳健康发展。

　　相关政策建议

　　 从改革路径看，我国正处于由数量型货币政策框架向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转变的关键时期。从外部环境看，我国国际收支趋于平衡，外汇储备和央行外汇占款也从长期高速持续增长转为平稳态势，基础货币的投放渠道发生了关键性改变。从内部环境看，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影响力不断下降。在此背景下，有必要提高政策利率调控的有效性，理顺政策利率的传导机制，完善市场化利率调控和传导机制。

　　一、确立我国的央行政策利率以锚定与引导预期

　　 “名义锚”是一国货币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而言，“名义锚”的确立有助于减弱外部冲击对公众预期的影响，维护整个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中央银行对政策利率的宣示和维护，就是确定和实现这个“锚”或基准的过程。合理的政策利率宣示及其操作，不仅能向市场及时传递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降低市场预期不稳定带来的试错成本，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增强投资、消费对利率的敏感性。

　　2005年10月17日19点零6分，最后一个在世的抬棺者辞别了人世。 文坛巨星在忍受了多年病痛的折磨后，终于得到了解脱。

　　有人感叹：很久没有人这么显赫地死了！

　　巴金是我尊敬的文学泰斗，在为逝者而伤怀之时，想到：巴金的高风亮节，影响的又何止是文学界，在企业界，难道不同样有很多值得学习之处？

　　为什么巴金能够重于泰山地活，又能重于泰山地死？

　　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再复这样概括巴金：“‘文革’结束了，伸冤的伸冤，平反的平反，乌纱帽掉了又带上了，而那些在牛棚里受难的作家与革命家们个个都在讲述自己的苦难过去和向社会索取报酬，甚至讴歌‘二次解放’。只有一个受折磨的灵魂，在寓所的墙角下对过去自己的著作与行为感到深深不安，感到揪心的惭愧，灵魂和双手都在战栗，这就是《真话集》(即《随想录》)的伟大作者……惟一,惟一，Only One！中国的大地这么辽阔，大地上所发生的历史事件这么惨烈，卷入历史运动的人群数亿之众，但我们在大喧哗之后听到的良心呻吟与自我鞭挞却只有一个！”

　　“文革”结束后，中国文坛兴起了“伤痕文学”，作家们忙着诉说这场浩劫留下的伤痕。而此时，已经70多岁的巴金，忙着写他“说真话的大书”——《真话集》(散文集)。

　　在《线年的“反右”运动中，他曾经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批判冯雪锋的“凌驾在党之上”;批判艾青的“上下串连”。

　　在《怀念胡风》一篇里，他仔细地写下了自己曾经在批判“胡风集团”的运动中写过三篇稿子。第一篇，《人民日报》的记者来上海组稿，他写了《他们的罪行应当得到惩处》，“表了态”；第二篇，为了过关写《关于胡风的两件事》，批评胡风“作贼心虚”；第三篇，本来是批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志愿军与朝鲜姑娘恋爱的，但是经过编辑的修改给“胡风集团”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巴金重读自己当年批判胡风的文章，说“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审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五十年代我常说作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

　　《怀念老舍》是《真话集》中让人注目的一篇文章，对老舍的死，巴金说“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真是罪该万死，怎么能不把他保护下来？”

　　实际上，在《巴金全集》里，编者并没有收录他在轰轰烈烈地“反右”和“文革”中所写的文章。如果不是巴金自己在《真话集》里写出来，很少有人知道那时候他写过什么。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的文学成就不是最高的，他之所以如此受人瞩目，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文革’结束后的《真话集》(即《随想录》)，当大多数人陷于控诉，把自己当成无辜的受害者时，巴金首先揭发的是自己;二是支持建立现代文学馆，向世人展示真实的文学史。”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说。

　　巴金说了真话，勇敢地揭起了自已的伤疤，所以生前为世人尊重，死后为人敬仰。

　　实际上，企业的危机公关何尝不是如此呢？当企业出现危机，当企业的 信誉和 诚信，遭遇到质疑之后，企业不应该去捂盖子，或者去抱怨和争辩，而是应该向巴金老人学习，主动地去解剖自已，主动地去反省。而在这方面，我认为做到极致的是现代城的 老板 潘石屹。当年他出版的《现代城批判》与巴金的《真话集》有异曲同工之秒。我们来回顾一下事件始末：

　　2000年1月8日，SOHO现代城开盘认购。北京的一月正是冷月寒天，但长安街上却连夜排起了等待购买的长龙。前三天每日 销售额都过亿元人民币。在接下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SOHO部分销售了五百多套。

　　2月20日， 潘石屹邀请另一家重量级房地产商华远的 老板任志强前来现代城参观SOHO样板间。

　　任志强回去以后，洋洋洒洒写了一封《朋友之间的交流———潘总请我看现代城样板间》在媒体上发表。这封信的内容非常丰富，从概念到技术逐项说开去，字字锋芒，招招见血。 文章认为，从概念来讲，SOHO这种物业类型办公不像办公，居住不像居住，属于非牛非马的怪胎，设计上也就是草稿想法。 从技术方面看，采光、通风、安全、隐私、能源样样有问题。 总之，结论很明显：北京的长安街旁边不应该有这种东西，最好马上炸掉。并且指出，“北京也许是项目的一个优点（概念）就可以掩盖十个缺点的城市。”

　　看完信后， 潘石屹非常紧张，给任志强写了回信，题目叫《创新是需要勇气的———“二道贩子”给“菜农”的回信》。信中除了就任志强提出的问题逐一进行技术方面的答复外，主题却稍做偏离，大谈创新问题。并表达了发展商希望能做出优秀的 建筑作品，和中国的电影一样走到国际上获奖的愿望。

　　2月26日， 潘石屹认真权衡之后，抓紧时间印发了一期客户通讯，将这两封信率先“捅”向公众。3月8日，《北京青年报》和《 财经时报》同时以大版面刊登了这两封信，潘任之争正式被推向社会。这时候，现代城业主肯定相当关注这次争论，有个别业主还直接给任志强写信，加入到争论当中来。一时间，SOHO又一次吸引了大量的注意力。

　　4月5日，《 财经时报》发表《SOHO你蒙谁？》，文章认为，SOHO其实是并不是时尚，而是设计怪胎，发展商宣传SOHO是在误导市场。

　　4月7日，《精品购物指南》发表文章，指出SOHO现代城是靠一个简单的概念玩活的，而“概念是个唬人的东西，尤其是对接受能力仍处在幼稚时期者来说”，并严正指出：“SOHO现代城是作为写字楼立项的项目”，是“在市场危机中摇身而变为住宅”的。

　　除了媒体，有人也通过非正常渠道加入了针对SOHO的批判。一份署名“不平”的匿名信被交到现代城客户、媒体和业界同行的手中。作者在信中激动地指出SOHO是“明显违规违法”，并且有点气急败坏地说：“但问题是：一、为什么北京买家这样不成熟，甘愿受广告诱惑？二、有关部门为什么袖手旁观，容许违法违规，夸张宣传？”

　　虽然 潘石屹后来觉得有人替自己投钱打广告并不是一件坏事，但公司还是通过报纸向对方发出了严正的律师函予以警告，这种行为才被终止。

　　房子卖完了，争论也平息了， 潘石屹却没歇着，他把这次批判SOHO现代城的重点文章都收集起来，集结成书，取名《SOHO现代城批判》，公开发行出版。

　　尽管 潘石屹出钱制作了《SOHO现代城批判》，但是在编辑精 美的书时， 潘石屹这样要求 策划人员：不要怕 潘石屹和任志强受不了，所有不同的声音都可以说，所有另类的设计都可以做。别人有意见我去解释，但要在超越语言限制的情况下，来讨论人和 建筑、人和环境的关系。 能够跳出是非的圈子回顾对SOHO现代城的批判，在于 潘石屹对批评者有自己清醒的分类。他说：“批判现代城的大致有三种人，第一种就是像任志强这样的 人，非常直接，我们非常欢迎这样的批评， 因为这可以看作进步的原创力量。对于他 提出的问题，我觉得可以五五开，比如说：他很早的时候就和我讨论过关于精装修的房子好不好卖的问题，还有关于 物业管理的问题以及SOHO现代城设计上的一些问题，有些有一定的道理，有一些是属于观念的差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惯性，这也可以理解的；第二种是一般的客户对象，大多根据流行的品位对现代城作出批评；还有一种是 竞争对手，或许是出于嫉妒和不服气的心理，有些批判显得不聪明甚至是可笑，对这些，我不会在意。”

　　据 潘石屹透露，他是因为那时候从克林顿深陷莱温斯基危机当中受到启发的。潘说：“看完这些事情给我一个感触，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已经进入了一个信息时代，这个信息时代就是一个媒体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对许多事情都应该有一个新的定位，跟我们在工业时代思考问题的方法应该有所不同。对待媒体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我认为是要坦诚。你想什么事情你就说什么事情，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就承认什么事情。只要你拿出足够的坦诚，媒体和社会公众就会理解你。如果你去躲躲藏藏，反而会出现一发不可收拾的情况。”

　　 潘石屹曾说：我能够发展到今天要感谢两个人，一个人是邓智仁，一个人是任志强。１９９９年，邓志仁曾把现代城的销售高层和大部分核心 销售人员挖走，而 潘石屹用“说真话的法宝”， 向媒体写了一封信，即《现代城的四名副总监被高薪挖跑了》。最后有一段话：“现代城的员工，无论我们成功还是失败，无论我们受到 竞争对手什么样的打击，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做人的准则，不要忘记我们的使命，也不要忘记客户对我们的期盼。”。这次“说真话”在全国的影响很大，使现代城一下子突现出来了。1999年年底，全年的 销售额达到18.9亿元。而在北京 万科全年 销售额在3个亿左右，万通4个多亿，华远10个亿。那场震惊北京楼市的 跳槽事件是现代城发展历程上非常关键的一件事。说它关键，不光是因为这件事差点断送了现代城，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媒体和公众把大量的注意力投向了现代城和 潘石屹，使现代城成了著名楼盘，使 潘石屹成了著名人物。

　　而《现代城批判》这部“真话集”，成功地巩固和发展了 潘石屹和他的现代城的江湖地位，成为他的又一个里程碑。

　　说真话，不为自已的过错找借口，对于个人来说，是品德高尚；而对企业来说，则是危机公关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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