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述，把职务责任用“责任”来表述，这样根据“能力”与“责任”的相对重要程度，海氏将所有职位划分为三种“职务形态”，即“上山型”“平路型”和“下山型”。
1.上山型：此类职位的“责任”比“能力”重要。
2.平路型：“能力”在此类职务中与“责任”并重，平分秋色。
3.下山型：此类职位的“责任”不及“能力”重要。
根据经验，对某公司职务形态作如下划分，仅为建议，请各位评委以此为参考，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评判。
表7-28?“职务形态”说明
续表
步骤一：选择权重
根据海氏职位价值评估系统权重确定方法确定“能力”和“责任”的权重。
示例：
副总经理属于“上山型”工作职位，可以将其两组因素的权重分配初步确定为（40%+60%）。
步骤二：技能水平评估
由职位价值评估小组对技能水平的三个子因素分别进行评估，评定职位的专业理论知识等级、管理诀窍等级、人际技能等级。根据三个子因素的等级组合，查找海氏职位评估指导表7-25，得出技能水平评估值。
示例：
副总经理专业理论知识等级为“精通专门技术的”；管理诀窍等级为“全面的”；人际技能等级为“关键的”；技能水平评估值为1216。
步骤三：解决问题的能力评估
由职位价值评估小组对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两个子因素分别进行评估，评定职位的思维环境等级、思维难度等级。根据两个子因素的等级组合，查找海氏职位评估指导表7-26，得出解决问题的能力评估值。
示例：
副总经理思维环境等级为“一般规定的”；思维难度等级为“无先例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评估值为76%。
步骤四：职务责任评估
由职位价值评估小组对职务责任的三个子因素分别进行评估，评定职位的行动自由度等级、职务责任等级、职务对后果形成的作用等级。根据三个子因素的等级组合，查找海氏职位评估指导表7-27，得出职务责任评估值。
示例：
副总经理行动自由度等级为“战略性指引的”；职务责任等级为“大量”；职务对后果形成的作用等级为“分摊”；职务责任评估值为800。
步骤五：职位价值评估结果计算
职务价值评估的最终结果可由职位价值评估计算公式得到。
示例：
副总经理的职位价值评估结果为：1216×（1+76%）×40%+800×60%=1336.064
第三节?传统薪酬模式的弊端
著名管理学家劳伦斯·彼得在其1969年出版的《彼得原理》一书中，曾经发出这样的警告，在企业和各种其他组织中都普遍存在一种将员工晋升到一个他所不能胜任的职位上去的总体倾向，即一旦员工在低一级职位上干得很好，企业就将其提升到较高一级的职位上来，一直到将员工提升到一个他所不能胜任的职位上来之后，企业才会停止对这位员工的晋升。结果，本来这个人往下降一个职位等级，他可能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员工，但是他现在却不得不待在一个自己所不能胜任、但级别较高的职位上，并且要在这个职位上一直耗到退休。这种状况对于员工和企业双方来说无疑都没有好处，员工不能胜任工作，找不到工作的乐趣，无法实现自身的价值，在有较大绩效压力的情况下往往会表现失常，或者是心情郁闷，甚至有些人会由于被晋升而离开企业。对企业来说，员工被不恰当地晋升到一个他们所不能胜任的职位上，一方面使他们得到了一个蹩脚的新的管理者，另一方面企业同时又失去了一个能够胜任较低一级职位的优秀员工，因此，企业也是这种不恰当晋升的受害者。然而，遗憾的是，传统的薪酬制度对优秀员工进行奖励的晋升哲学使得这种状况在实际生活中屡见不鲜。传统薪酬结构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一、没有恰当的激励，不能给员工以准确的定位
在传统的薪资制度中，定人定岗、定岗定薪已成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要想突破以前的工资级别，只有提级。在一个固定的岗位上员工干得再好，也不能得到大幅度的加薪，唯一奖励只有以奖金形式发放，在这种薪资制度下员工所受的激励就是不遗余力地往上爬，而不考虑他最终爬上去的这个岗位是否适合他去干，所以这种激励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二、平均主义还很严重
分配的平均主义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按贡献分配的原则往往难以得到公平的贯彻。有些员工技能不突出，但只要熬到一定的年头就可以享受高薪，严重挫伤了核心员工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核心员工的积极性。
三、薪酬设计、管理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旧有的薪资制度中，有时领导一句话就能决定工资的等级和晋升。有时因为薪资结构的问题，企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员工却认为自己没有拿到高薪，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前院长曾湘泉教授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一是身份工资，而不是职位定价；二是结构问题，如国有企业住房、养老、医疗很多东西都不算工资，其实一算，不一定比外企低，把工资结构调整后，它就变了。所以传统薪酬模式的薪酬水平并不比外企低，但薪酬结构的设计不
城市品牌形象与企业 品牌形象一样，同样有着成长、成熟、衰落的过程，同样需要管理与维护，而 公共关系的缺位往往会导致 城市品牌资产不断下降，甚至成为负资产——
广州，一座城市的形象沦陷
前段时间，某著名门户网站做了一个关于广州治安状况综述的专题,以非常详尽的新闻报道、图片表现，反映出广州严峻的治安形势：飞车抢劫、凶残的砍手党、猖獗街头小偷、狡猾恶毒的背包党、痛宰外地人的黑公话……而对广州火车站恶劣治安情况的痛陈之词又成了专题中最重点部分。
专题中一篇《广州，中国暴力之邦》的文章引来了诸多网友的激烈跟贴，纷纷讲述自己在广州曾经遭遇的治安之乱，一时间群情汹涌。
而在此网站专题之前，不仅是广州本地平面媒体、网站、电视台，连香港、北京的媒体，不断通过各种形式的新闻报道反映广州治安之乱，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使许多没来过广州的国人，都将广州想像成一个犯罪的天堂。
广州，真的成了中国暴力之邦？
政府 公共关系运作机制的匮乏
广州，一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开锋城市，中国三大经济中心之一。作为中国的超级大城市，广州拥有许多张引人注目的“城市名片”——广交会、美在花城、美食、新机场……这些亮丽的名片都在不同侧面显示了广州经济、文化、政治、城市建设之美。但为何，在短短数年间，这个 中国经济先锋城市的形象竟然成了国人眼中暴力之邦？媒体、社会、公众所关注的焦点尽是广州的不足之处？
作为一个广州土著，虽然我对广州的治安也有所微词，但总体而言，这座城市日益完善的警务机制以及打击犯罪之力度，还是能给我此等普通市民带来一定的安全感——而对许多对广州了解不多的民众来说，持续不断的关于广州治安之乱报道、以及曾经亲身遇到的一两次糟糕经历，已经给他们造成一种“广州=暴力=犯罪猖獗”的概念，而广州市政府不断在开展的正面的、积极的、切实有效的反犯罪行动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治安改善，他们了解甚少。从 城市品牌的角度来说，广州城市形象上的“暴力”阴影，其实是政府 公共关系运作机制缺失所致。
公共关系作为一种 品牌塑造的有效手段，正在不断介入到很多商业领域的运作中，而在政府层面，许多具有敏锐品牌意识的政府部门，也在不断运用公关手段去提升城市的形象与 美誉度。如香港通过大规模的 公共关系运动打造城市的“飞龙” 品牌形象，彰显香港积极进取精神和 创 新思维的城市定位；如上海也借助财富论坛、世博会等重大的盛事，不断提升自己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城市形象。
当然，在提升城市形象上，广州也有过许多大手笔的投入，如申亚时的万人长跑、签名支持等等，这些活动都有一定意义上推动了 城市品牌的形象。但是，在社会治安形象上，政府层面的 公共关系运作似乎乏善可陈。
虽然广州政府已经在整束治安之乱采取许多铁腕措施，增派警员、成立街头联防队、颁布新的治安惩罚条例——治安形势不断得到了好转，而06年春节期间广州火车站发案率也达到了新低，但是这些正面消息在对外传播上却是零碎、短暂的、乏善可陈的， 新闻媒体对其报道的力度也远不及追踪负面报道那样具有冲击力。而对于长久以来已被种种暴力事件、血淋淋的刑事报道所包围的普通民众来说，尽管这些正面的报道是令人欣慰的，但是仍不足以化解对广州社会治安的隐忧。
公共关系运作核心之一，就在于如何采取积极有效的手段进行舆论引导——这种引导是积极的、双向的、互相理解的，而不是仅仅通过行政命令的压制。 城市品牌形象与企业 品牌形象一样，同样有着成长、成熟、衰落的过程，同样需要管理与维护，而 公共关系的缺位往往会导致品牌资产不断下降，甚至成为负资产——持久的社会治安之乱以及媒体的各种报道，已使多数人对广州的形象有了负面定型看法。在这种心理惯性的无意识驱动下，广州的治安案件成为许多民众、甚至媒体眼中的敏感名词，在其他城市同样日日上演的治安事件，却被许多人 习惯性地作为广州等同于中国暴力之邦的佐证。
广州之所以“荣膺”中国暴力之邦称号，除了某些社会治安顽疾的作祟外，政府在维护城市形象上的 公共关系机制缺失也是重要原因。
公共关系改变 城市品牌负面形象
公共关系作为一种策略的思维、一种沟通的技巧，正在渗入到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中，许多政府运作、社会公共事务处理中都可以见到 公共关系的身影。社会越发达，对政府运作效率、社会公众事务的透明度、城市的形象要求也越来越高，而这其中正好地凸显出 公共关系的重要作用。
从 公共关系沟通的角度分析，广州的社会治安问题其实是一条因果 价值链，持续不断的治安问题以及一系列刑事案件报道，不断蚕食着市民的安全感以及维持正义社会风气的信心——在对社会安全保障机制失去信任的前提下，人们多数情况下选择了自保——正因如此，许多关于英雄独斗歹徒无人施以援手，最后倒毙街头的报道也屡屡出现。我们与其批评人性的冷漠，不如说是政府在倡导激励市民树立社会正义风气上的缺位。
如果我们将城市当成一个企业，社会的风气就如同于企业的文化，而政府的角色就是引导、构建、塑造 企业文化的 管理者。香港人具有一流的职业精神，这得益于香港政府长久以来所推动的公共 职业培训、公关宣传。同样，广州要扭转负面的城市形象，改变社会风气的冷漠是关键因素之一,而这需要有切实可行的措施以及长久的公关宣传作为支撑。
面对着城市形象的阴影，广州亟需开展一场大规模的 公共关系行动。从政府层面表明严厉打击社会犯罪的决心以及由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并定期、系统性、有规划地向社会不断传递相关方面的进展，通过媒体报道、社区宣讲、公开宣判、大规模警力巡演等方式，从高度上震慑犯罪份子气焰，也向外界明确表明广州市政府对建立一座长治久安城市的坚定决心；
从民众层面，政府可以促进更多的警民合作方式，出台更灵活的激励措施，鼓舞民众合力共保社区平安的信心与决心，为社会治安的好转赢得最广泛的群众支持。也可以塑造、树立、宣传个别民间反犯罪英雄，通过英雄的现身说法、楷模行为的宣传，为孱弱的社会风气注入强心针；
而对于大量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边缘人”，政府也需要采多种 公共关系沟通策略，让这些徘徊在“罪”与“非罪”选择的“边缘人”明白，这个城市的社会机制是公平及健全的，只要个人肯努力，仍然有许多其他机会可以让他们获得生存与发展，而不是走上犯罪的不归路——从许多血淋淋的抢劫案中，我们看到，劫匪们所欲求的不仅仅是钱物，还有一种对社会刻骨仇恨的发泄，而通过相关 公共关系行动去化解这种反社会情绪的上涨及蔓延，无疑是推动社会治安好转的核心之一。
2003年，广州曾有一家大型房地产商牵头出资，与广州市公安局联手开展了一次“为了母亲的安宁——警民联手共保一方安宁”的 公共关系运动，通过别有趣味的小品表演、安全知识宣讲、反犯罪告示、印制宣传单张、招募一日义务警员等形式，将警民联手共保一方安宁的理念演绎得淋漓尽致，诸多主流媒体对此进行连续报道，大大振奋了人心。这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广州治安形势发展趋好的一种正面有力的宣传——而我们所希望的，类似的 公共关系活动能够多些举行、多些由政府来积极主办、引导，而不仅仅是依靠民间的力量去推动。
广州，一座有着二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一座引领着当代 中国经济发展潮流的先锋城市、一座不断在迈向繁华、发达、 国际化的大都市，它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总量的不断提升，同样需要一个不断积极向上正面城市形象来与之相匹配。所以我们衷心希望，在政府切实有效的 公共关系政策指引下，广州能够不断焕发出新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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