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门的很多人员都是从美国念书回来的，或者在国内读的书也是用美国的教科书，所以在出台政策时都按照美国的标准来进行管理。银行理财其实是市场化利率的准存款，非要按照美国的标准来进行管理，结果就出现了一系列的事情。而且金融管理不仅是央行和银保监会、证监会的事，财政部也是近几年中国最主要的金融创新的发明者。比如专项债，它还可以用作资本金，这在其他国家都是没有的。所以如果要进行金融管理制度的改善，没有财政部的配合，恐怕是不行的。报告里没有对中国金融管理制度做分析，我认为是一个遗憾。

　　 关于最优金融结构，我在博士论文《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中进行了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并没有所谓的最优金融结构。同样一件事情，银行可以干，资本市场也可以干，各有各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关于中小企业需要中小银行来支持的观点，现在看来是不对的。我建议不要扩散。过去10年中国银行业的集中度急剧下降，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加上政策性银行，在2009年的资产份额是50%多，10年之后下降到40%多。而资产份额大量增加的城商行、农商行，也并没有去支持小微企业。从财富市场上也可以看到，过去10年大量发行理财产品的是城商行和农商行。它们左手发理财，右手把钱装到地方政府的腰包里，做基建、房地产业务。我非常赞同王毅的观点，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是未来需要讨论的话题。

　　 吴英敏：作为市场参与者，我从外汇、利率产品的操作角度分享一些对金融创新和配套制度的观察和感触。受到2018年某央企原油套保亏损事件的冲击，当前国内央企在进行外汇、利率风险对冲时受到较大影响。比如外汇产品方面，部分央企甚至都无法进行普通的外汇远期对冲。最近人民币汇率跌破7，甚至隔夜汇率的最高波动突破1 200多点，外汇市场波动很大，如果不进行一些合适的套保，一些既有的外汇敞口会有很大的财务损失。在目前政策限制和制度缺失的情况下，央企在管理金融风险的能动性上受到很大掣肘。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大型跨国公司的做法，比如苹果中国就对人民币汇率风险对冲进行制度化、系统化操作，很大程度上规避了金融市场波动导致的财务损失。因此，制度完善对金融产品创新的最终实施必不可少。

　　 黄益平：首先，从总体上创造支持创新的政策制度、法律环境非常重要。如王毅司长说的，建立市场出清、破产制度，创造包括支持创新的一系列政策环境。

　　 其次，如何理解“金融抑制”的概念。根据麦金龙教授的定义，“金融抑制”是指政府在金融体系运行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因此，我们采用了世界银行的数据，与130个国家采用了统一的数据衡量标准。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与金融体系的规模有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在不同国家间也有差异。

　　 并非金融体系的规模很大，政府就一定没有干预。以我国为例，金融体系的规模发展得非常大，但政府对金融体系各个方面干预还比较多。但客观来说，这个干预是相对的概念，目前中国的金融抑制指数是0.6，世界上金融抑制指数最低的地方是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大约0.3。0代表完全没有政府干预，1代表完全政府干预。我们用了大概40年的时间，从1缩小到了0.6，是在向金融自由化的方向走，但走的速度相对较慢。在2015年可找到的130个国家的数据中，中国的金融抑制指数排在第14位。相较于其他国家而言，我们的金融抑制程度还是比较高的，这一点应该没有太大的争议。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恰恰是因为金融抑制程度比较高，我们才看到了各种形形色色的创新。为什么影子银行和数字金融风起云涌呢？正如肖钢主席所说，这就是用错误的方法解决了一件正确的事情，因为融资需求是存在的，但过去由于各种政策限制，本来是想做的事情在表内做不了，得到表外去做。其中，有一些规避了正常风险，最后也引来了一大堆问题。但也有一些是因为表内管制过多引发的。

　　 再次，给小微企业提供贷款不是金融创新关心的主要问题，我们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在市场情况下，如何提供风险可控、可商业、可持续的金融服务。如果做好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创新。但如果做得不好，我们当然不会支持，像一些政策所强制的必须这样、必须那样，这不是我们的立场。而且我们讨论金融创新的重点不是去指导金融机构怎么做，而是看金融机构在满足实体经济部门融资需求中有一些需要的事情，但现在还没有做，或者用奇怪的方法做了。

　　 因此，有哪些政策环境需要改变，是我们要研究关心的问题。我们不是关心互联网金融公司怎么做，商业银行怎么做，这不是我们的专长。在创新方面，我们绝对不会说支持小微企业就是创新，这肯定不对。从大的方向来说，我们对小微企业，尤其是轻资产性的创新性企业的支持需要加强，这一点没有太多的争议。

　　 最后，创新的驱动性是相对的概念。过去的经济发展当然有创新，比如农民企业家自己把厂办起来，这肯定是创新。如果他本来是个农民，现在生产鞋子或者服装，这也是创新。相比较而言，原来产品比较成熟，未来产品要往前走，仍然需要很多学习的过程。但是，创新的相对比重也有所变化，现在成本技术变化了，而且技术水平

　　央广网曲靖7月19日消息（记者李腾飞）据云南省曲靖市发改委副主任李学青介绍，曲靖市已在云南全省率先出台《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企业投资项目实行负面清单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中，负面清单列明禁止准入和核准准入项目，负面清单以外项目实行备案管理。禁止准入项目一律不得审批建设，明确了417项禁止准入类项目和37项禁止外商投资产业。记者检索发现，曲靖市企业投资禁止准入类项目清单包括了超过生态承载力的旅游活动和药材等林产品采集、严重缺水地区建设灌溉型造纸原料林基地、单井井型低于9万吨/年规模的矿井、产能低于30万吨/年且发生重大级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煤矿等；禁止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则涵盖了放射性矿产的勘查、开采、选矿，武器弹药制造，象牙雕刻、虎骨加工，图书、报纸、期刊的出版业务等。李学青评价，实行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管理，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企业投资主体活力。是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事中事后监管、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又一举措。央广网曲靖7月19日消息（记者李腾飞）据云南省曲靖市发改委副主任李学青介绍，曲靖市已在云南全省率先出台《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企业投资项目实行负面清单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中，负面清单列明禁止准入和核准准入项目，负面清单以外项目实行备案管理。禁止准入项目一律不得审批建设，明确了417项禁止准入类项目和37项禁止外商投资产业。记者检索发现，曲靖市企业投资禁止准入类项目清单包括了超过生态承载力的旅游活动和药材等林产品采集、严重缺水地区建设灌溉型造纸原料林基地、单井井型低于9万吨/年规模的矿井、产能低于30万吨/年且发生重大级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煤矿等；禁止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则涵盖了放射性矿产的勘查、开采、选矿，武器弹药制造，象牙雕刻、虎骨加工，图书、报纸、期刊的出版业务等。李学青评价，实行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管理，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企业投资主体活力。是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事中事后监管、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又一举措。侬好上海由新民网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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