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流动性较大的企业、工种，特别是适用于企业的临时工。小时工资制目前在我国企业中实行较少，但是随着劳动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某些企业实行了弹性时间工作制，一部分职工的劳动时间不稳定，往往一天中变化都很大，即需要采用小时工资制。月工资制、日工资制、小时工资制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往往结合使用，互为补充，以便于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三、计时工资制的管理和完善

　　 为了正确、有效地实行计时工资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必须加强管理，并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计时工资制。

　　 1.必须严格地按照编制定员和业务技术标准，为实行计时工资制的每个职工确定岗位、职务或者评定技术（业务）等级，建立健全考勤制度，对职工的实际工作时间进行严格的监督与统计，同时，还应对职工的技术（业务）水平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在支付计时工资时做到奖优罚劣、奖勤罚懒，以更好地体现按劳分配原则。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教育职工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点，增强主人翁责任感，在正常工作时间内，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努力完成任务。

　　 2.进一步改进计时工资制，把计时工资制与一定数量的定额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具体办法是，对工人规定劳动定额，对干部规定岗位责任制与工作量任务。凡完成任务者，可以按计时工资标准支付工资，对未完成任务者，按一定比例减发计时工资。

　　 3.将计时工资制与其他工资形式以及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紧密结合起来。在实际工作中，比较普遍的办法是在实行计时工资制的同时，辅之以必要的奖励制度，对提供超额劳动的职工给予必要的补偿和鼓励；另一种办法是把计时工资制与浮动工资制或定额工资制结合起来，根据职工实际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浮动发放计时工资。此外，计时工资还应同建立健全以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结合起来，使职工的计时工资不仅取决于本人在一定工作时间内创造的劳动成果，还取决于企业的经营成果。职工付出同样的劳动，企业盈利，其计时工资额就可以高一些；企业亏损，其计时工资额就要降低一些。这样，就可以更好地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分配原则，有利于调动职工的劳动积极性。

　　第三节?计件工资制设计

　　一、计件工资制的定义

　　 计件工资制，是按照工人生产的合格产品的数量或完成的一定作业量，根据一定的计件单价计算劳动报酬的一种工资形式。它由工作物等级、劳动定额和计件单价所组成。它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式。计件工资与计时工资的区别在于它是间接地用劳动时间（即由一定时间的劳动所凝结的产品数量）来计量职工的劳动，而不是直接按劳动时间的长短来计量，因此，计件工资能较准确地反映职工的实际劳动量。

　　二、现阶段计件工资制的特点和作用

　　 企业必须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才能在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其自身利益包括职工工资能否增长，均主要取决于本单位经济效益的好坏。这一客观情况对企业实行计件工资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现阶段的计件工资制应具有如下新的特点和作用。

　　（一）综合性

　　 由于企业生产的各种产品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实现其价值，因此，计件工资的依据不能仅仅是合格产品的数量，而应该是能够通过交换实现其价值的产品数量或工作量，这种产量或工作量是与质量、消耗、费用等经济指标以及市场销售情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成为一种以综合经济效益指标为依据的计件工资制。这种计件工资制要求企业加强市场预测，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消耗、扩大销路而不断改善经营管理，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努力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二）浮动性

　　 由于企业工资能否增长取决于本单位经济效益的好坏，因此，计件工资总额是随企业产品销售获得收益的多少而浮动的，与此相联系，计件单价也不能固定不变。具体到实行计件的工人，其收入要根据完成合格产品数量的多少按照计件单价而上下浮动。这种计件工资制，把职工的工资与企业经济效益和个人劳动成果更紧密地挂起钩来，有利于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激发职工的劳动热情，促进他们努力提高技术水平和劳动熟练程度，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三）分层次性

　　 从全面落实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的需要出发，当前许多企业都实行内部分层次分配，与此相配套，计件工资制也应是分层次执行的。即企业将生产任务、综合劳动定额和综合计件单价层层分解到各车间、工段和班组，车间或工段、班组再对职工实行计件。这一做法，能促使职工从个人物质利益出发，既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又关心所在集体的生产状况，激发集体主义精神；同时，也有利于企业合理配置劳动力，保持生产均衡发展，有效地发挥生产能力，进一步增强企业活力。

　　 概括起来说，现阶段的计件工资制是一种与企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紧密联系的内部分配形式，它是在既定的国家与企业工资分配关系条件下，按照企业自定的劳动定额和计件单价，根据职工生产的合格产品的数量来支付工资的一种报

　　中国网络已发展到自媒体时代。在4.85亿中国网民中，手机网民为3.18亿，比例达65.5%。[1]门户网站、新闻网站、游戏娱乐、视频音乐、电商网购、即时通信，所有的互联网形态都有了移动终端的表现形式，现在的手机不仅是通信工具，更是人际关系、人际传播、人与社会环境的综合，融合了四大媒体的功能与特点，互联网，甚至被叫做“人联网”。

　　 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受到政府机构、官员、企业和网民的追捧，注册人数增长迅速。凭借去中心化、去权威化，低门槛、少限制，很强的即时性和互动性，加之巨大的用户量，网页、手机、通信软件等各种发布终端对微博的良好支持，每个用户都成了新的信息微型中心，“anytime、anywhere、anyway、anyone”，微博信息呈现出裂变式扩散的分众传播，微博事件不断出现，对虚假信息的跟踪非常困难，微博流言层出不穷，容易引发重大舆情。

　　 网络流言的产生和传播类型：

　　 遭遇挫折，宣泄私愤。韩某搭乘非法营运车辆，因车费与司机产生争执，发布《好友被强奸，我该怎么办》的帖子，宣称两名女大学生雨夜搭黑车被。

　　 哗众取宠，吸引眼球。不管是“微博名妓若小安”大晒接客经历、农业大学2008级学生张玲突发亚急性肝衰竭求助，还是湖南隆回县高中生因高考迟到被阻而跳楼自杀，以至于极品“小月月”横空出世，一时间“神马都是浮云”，靠出位博眼球，无所谓骂声一片，要的就是争议，有争议就有关注、就有传播力和影响力。

　　 恶意攻击，谋取利益。谣传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嫖娼，在海外有巨额存款，包养女大学生，与多名女星有染，并且宣称已被外国媒体证实。“西子可儿”在《宁可为妓，绝不为师》中，大肆宣扬“师不如妓”，后来查明是杭州华山医疗美容医院企划部的商业策划。

　　 从“芙蓉姐姐”到“凤姐”，特别是蒙牛攻击伊利案，以“网络公关公司”、“网络推手”为代表的“网络黑社会”，业务纯熟，从接受订单，到分析网民心理，按照愤青、仇富、同情弱者等因素制作网帖，雇用“水军”密集发帖，形成集束效应，诋毁、诽谤竞争对手，干扰正常经营，甚至控制舆论，左右法院判决。还有专门从事删帖的公司，明码标价，只要给出足够的钱，基本能“搞定”所有网站的负面帖子。

　　 恶搞反讽社会现象，折射民意。2011年，国税总局“47号公告”流言，折射出民意对税收政策的不满。2010年“不配合强奸致死案”，反映了人们对司法公正的质疑。2009年底《北大学生创业受贪官刁难，一刀捅死贪官》，反映了人们的仇官情绪。2005年《阻碍北京开发建设，专家建议炸掉故宫》，影射专家泛滥、不良地产商唯利是图的嘴脸。

　　 缺少证据，当事人争取舆论支持的“罗生门”型流言。2011年6月“许云鹤案”，当事人对事件过程各执一词，同样的“案发瞬间无法还原、双方举证均不充分”，同样被判承担40%的责任，被称为“天津版彭宇案”。类似事件在各地频发，特别是浙江金华的吴俊东也遭遇同样案件，幸运的是他获得了“搀扶老人风险基金”的救助，近7万元赔偿有了着落，并且获得了中国好人网公益律师团的司法救助。

　　 至于影视明星的八卦消息，有关春晚节目和人员的种种猜测，更是典型的“罗生门”型流言。

　　 突发事件发生后信息披露迟缓，引发质疑猜测，多重再加工型流言。2010年底浙江乐清村支书钱云会死因的流言、2011年湖南新化县村支书游济安死因的流言，一度引发多种传言。郭美美事件的线”动车事故责任认定，由于权威意见一时缺失，公众只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进行猜测，同时受流言传播过程中削平、磨尖、同化三种机制的影响，流言越来越具线月份，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后，信息缺失引发的抢盐风潮，更是典型。

　　
网络流言频发的原因

　　 转型期社会不同阶层在权益诉求时信息不对称是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社会阶层重新分化，处于不同阶层的人占有不同的社会资源，遵循不同的价值观，面临不同的矛盾和问题，权益诉求也不同。但是每个阶层都意识到，自身的权益必须去主动积极争取。未来的巨大不确定性，逼迫人们去强烈关注相关信息。

　　 各级党政部门和社会组织是重要的信源，肩负着向社会提供充足信息，建设透明社会的重任。由于观念、机制存在不足，如江西龙虎山政府网，回复无比雷人。安徽石台县政府网竟然由图片拼接而成，页面信息无法打开。八成政务微博又“聋”又“哑”，言语不当，令人失望。[2]公众获得的信息常常滞后、缺失和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流言就有了产生和传播的必然。整个社会诚信缺失严重，老百姓变成了“老不信”。社科院2011年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京沪广三市市民总体社会信任属低度信任水平。[3]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监测显示，政府、专家、媒体这三个曾被视为最有公信力的群体，如今也被常常诟病。[4]政府对公信力的重视程度不够，如浙江乐清三轮车夫状告乐清公安局和虹桥镇政府的“行政许可第一案”，都暴露出一些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公信力建设方面做得不够好、应对不恰当。

　　 政府恶意失信的表现之一是合法地不讲诚信。如近半数信息公开诉讼案件被法院拒之门外。[5]“三公经费”使用情况的公布，拖拖拉拉、遮遮掩掩，让人看不明白。表现之二是误导投资者，操纵听证会，不兑现承诺，任意毁约，瞒报安全事故。政府不讲诚信，关键是权力太大，做出的行政行为随意更改，相应的监督和司法救济缺失，同时与老百姓之间没有建立完善的沟通协调机制。[6]党员干部政绩考评往往缺少最有发言权的公众的声音，官员只唯上、只唯政绩，对老百姓的意见和利益不够重视。

　　 社会诚信中，政务诚信、商务诚信、司法公信、个人诚信密不可分，其中关键还是政务诚信。政府既是社会信用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维护者，又肩负着公共信用示范者的重要角色。专家和媒体公信力透支，深层次原因是这两个群体在巨大的名利落差下，难以独善其身。部分专家变卖自己的权威和知名度，胡说乱讲，误导受众。部分媒体及从业人员，在公权和资本的双重挤压下，摇摆于道德与利益之间，功能异化，公信力缺失。

　　 居民对房地产、食品、药品等商业行业信任程度最低。[7]食品企业与质检部门有两到三个月的沟通期，一旦被质检部门告知某批次产品不合格后，企业会派专人进行沟通，重选另一批次产品送检，如果合格，企业名字或将从不合格名单中消失。除正常流程外，还有一套私下解决问题的潜规则，违规处罚根本没有震慑力，很多地方政府部门不愿意主动执行。[8]

　　 全民焦虑加剧了流言的产生和传播。我们焦虑于生存。上涨有限的工资赶不上通货膨胀的脚步，教育、医疗、住房改来改去，仍然不堪重负。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分配不公，社会保障不足。有毒食品层出不穷，防不胜防。

　　 我们焦虑于发展。农民为卖粮卖菜发愁，农民工为找到工作、融入城市而努力，家长和子女为教育而烦恼，寒门子弟离名校愈来愈远，放弃高考者越来越多，不少大学毕业生没有“四大名爹”，没有特殊社会关系，毕业就意味着失业。报考公务员，不时遭遇“萝卜招聘”，即使笔试、面试、综合成绩第一，也有可能成为山西版宋江明。报考2011年贵州省公务员考试的多名考生，更是因此而被刷掉。[9]知名高校保研率超90%，非重点高校学生承受着与名校毕业的考研生争夺剩余的有限名额，压力巨大，改变命运的道路更加崎岖。[10]不少人沦落为城市新贫民、现代新“蚁族”。私企老总担心政策的更改，会让自己辛苦积累的财富一夜之间化为流水，纷纷移民海外。

　　 我们焦虑于自己的权利被剥夺。每个人似乎都有一种无力感，每个群体似乎都成了“”，包括那些掌握着优势资源的人。普通老百姓，焦虑于遭遇失范的公权、遭遇失职渎职的官员。官员焦虑于说错话，办错事，得罪领导，无法晋升甚至下台。看到较多的阴暗面，却又不得不违心地做一些事情，良心不安，产生“道德焦虑”。

　　 我们焦虑于自己的感情。不适应从乡村的交往方式迈向城市化的交往方式，不适应价值混乱，人情冷漠，信仰缺失，阶层分化、固化、对立、仇视，无论是生活中的社区还是精神上的社区，归属感不高，陌生感很强，幸福感渺茫，抑郁者众多。华中科技大学9天内“三连跳”，每年25万人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11]焦虑无处发泄心又不甘，把焦虑化为暴力，“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增多。2010年，中国发生了18万起群体事件，较10年前增加了三倍以上。[12]

　　 对网络本质认识不清，暴民心态、看客心理毒害网络伦理道德，网民媒介素养有待提高。网络对人性的弱点了如指掌，给你一切你想要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得不到的，让你沉迷成瘾。社交网站复制现实社会关系，“绑架”网民。搜索成瘾弱化思考的氛围，使思维趋于简单化。网络分散保持深刻所必需的注意力，网民思维产生惰性，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理性面对社会问题的能力，容易盲从。

　　 网络消解了现实权威，培养出一大批自以为是的网络暴民，披着匿名的马甲，以道德圣人自居，用恶毒语言肆意攻击他人。

　　 眼球经济模式下，网络暴民参与下的事件极端炒作，成为网站扩大商业规模的法宝。事件引发——引起关注——被纵容——网站操纵话语权——网民达到相当规模的聚集——最终给网站带来点击和流量。

　　 道德被随意改写，低俗被奉为经典。是非、对错、美丑，都已丧失标准，顺从于人多势众。“民意”被“网络民意”所主导，网络话语权不再属于理性客观，而是属于大多数人的声音；不是用理性来统一，而是用数量来压倒分歧，中国网民患上了“坏消息综合征”。

　　 自媒体时代网络流言的应对

　　 加强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切实政务公开。信息公开与信息对称，是网络流言控制的基本方略。政府必须摒弃遮蔽真相的错误理念，切实惩处部门瞒报行为，在流言和舆论出现时主动介入，积极应对。政府出台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文件，为危机传播提供了基本的政策依据，应该贯彻落实。大力加强发言人制度建设，提供充足的信息。

　　 首先，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内在具有事实还原的功能。传统大众媒体呈现给受众的仅仅是相对真实的“拟态环境”，碎片化的自媒体传播，大家不仅有机会获得更多的信息，而且可以充分互动交换意见，并从中不断反思调整自己的意见。信息经由人际关系网络自发传播时，经历“转发”与“评论”这两种“全民投票”机制的考验，不断“优胜劣汰”，少数信息碎片从信息海洋中凭借其公共价值凸显出来。

　　 这些基础性碎片，再经历“自组织”内的协作、验证和纠正，不断得到补充、发展、纠错，成为关键碎片。当关键碎片拼贴在一起时，参照专业媒体提供的信息，就可以呈现出更加丰富立体真实的图景。专业媒体和从业人员，改变思维，放下姿态，融入自组织中，成为其有机部分甚至关键角色。他们运用专业思维能力和业务手段，挖掘碎片信息间的联系，解读彰显其内在价值。[13]

　　 其次，推进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在全社会形成对法律的崇尚和尊重，建设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严格界定公共权力，打击贪腐行为，确保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包括媒体）依法监督、制衡公权力，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作为行政的根本目的，坚决惩处侵犯百姓权益的组织和个人，依法惩处恶意制造、传播流言的行为。政府要开辟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知民生，晓民情，悉民意，解民难，排民怨，慰民心。加强诚信体系建设，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缩小贫富差距，共享发展成果。

　　 最后，动员和组织政府、学校、媒体、社区等多方力量加强对公民媒介素养的教育。指导公民理性认识并积极享用大众传媒，教给公民认识、分析、运用和监察媒介的能力，让大家学会与传媒打交道。能够辨析和抵制网络流言，不偏信、不盲从、不乱传，科学质疑、积极探寻真相。年轻网民阅历浅，鉴别力有限，网络负面信息影响着其积极的人生态度，必须加强媒介素养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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