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政府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干预几乎无处不在。

                   图1.9金融资产构成:2016年中国与国际相比

           数据来源：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测算。

           把中国的金融体系放到代表融资结构和配置机制两个维度的坐标系中并进行国际比较，就可以比较清晰地了解中国金融体系的相对定位（见图1.10)。在这个坐标系中，横轴是银行资产与金融总资产的比例。价值越大，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就越重要。纵轴是金融抑制指数价值越大，政府对金融的干预就越高。这个坐标地图揭示了很多有趣的信息。

           首先，国际经验证实了银行比例与金融抑制之间的积极关系。简单的回归分析（图中的黑线）表明，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比例越高，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就越高。这也证实了商业银行比资本市场更容易传达政策信息的猜测。

                   图1.各国和地区金融体系的金融抑制指数与银行资产占金融总资产的比例

           资料来源：王勋根据EFW Dataset，Glob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Dataset（GFDD）制作。

           第二，美国、日本和德国都在拟合的直线附近，但美国位于直线的左下角，日本和德国位于直线的右上角。这与人们国、日本和德国金融模式的理解是一致的。相比之下，美国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而日本和德国更依赖银行和政策。此外，香港和新加坡也是政府干预最少的金融体系，但相对而言，新加坡的融资结构更依赖银行。

           第三，自21世纪以来，全球金融体系在这个坐标系中的地位一直在发生变化。在这个坐标系中绘制全球平均值，你会发现自2001年以来，全球金融体系一直在朝着资本市场比例上升和抑制性金融政策下降的方向移动，并于2006年达到左下角（见图1.11)。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银行资产在金融总资产中的比例先上升后下降。但总的来说，金融抑制的程度普遍提高，这应该反映了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包括金融机构。以美国为例，2007年金融抑制指数为0.28，2015年上升到0.34同期英国金融抑制指数也从0开始.23上升到0.38。

                   图1.全球金融体系的金融抑制指数与银行资产占金融总资产的比例

           资料来源：王勋根据EFW Dataset，Glob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Dataset（GFDD）制作。

           第四，中国位于坐标系的右上角(见图1.10)。在有数据的国家和地区，中国的金融抑制水平最高，与印度、巴西和埃及基本相似，但其银行资产比例远高于印度，与巴西和埃及相似。总的来说，中国的金融体系具有银行资产比例高、金融抑制严重的特点。

           中国的这一定位与其历史、文化遗产、经济和制度现实相一致。一方面，中国文化中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并不深刻，市场经济在历史上也不发达。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2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系，政府干预经济的各种做法都很方便。中国的资本市场已经过去了20多年，但仍然非常不成熟。另一方面，当改革开放政策刚刚实施时，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贫穷的国家需要赶上经济的发展。银行不仅可以动员大量资金，还可以帮助实施政府的政策意图。银行在补贴国有企业、投资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战略产业发展、提供包容性金融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改革方向

           为了满足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需要，中央政府建议建设现代金融体系作为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金融体系的目的应是满足经济创新的要求，维护金融稳定，支持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反映现代的关键词应该是市场机制，市场机制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提高金融交易中资本市场的比例，即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二是加强市场机制的作用，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三是保持金融稳定，即保持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在这三篇文章中，第一篇是金融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过程。后进国家的金融体系通常以银行为主。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资本市场的重要性将逐步提高。第二是制度转型的应有选择。毕竟，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经济需要从过渡到金融体系的独立。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金融改革的市场化方向不应因美国和欧洲的重大金融危机而被否定。欧美金融体系确实过度自由化，这一趋势值得警惕，但更重要的教训是，金融创新没有及时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同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中国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混乱视为金融市场化的结果。表外资产的扩张更多地反映了表内外交易监管标准的不统一，甚至是正式部门过度监管的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今天中国金融体系的主要矛盾不是过度市场化，而是严重缺乏市场化。当然，金融

       危机公关：把握危机传播的定性原则

       2011年3月13日，海南某大型房地产开发商在建设过程中，不小心将当地一处10米高的汉白玉雕像推倒。

       该事件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舆论狂潮，中国发布了一篇关于海南文昌开发商推倒10米高雕塑的报道。新闻标题以推倒一词为重点，将开发商推向公众舆论的前沿。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许多传统媒体也加入了对开发商的炮轰行列，一些媒体甚至以开发商在中国的意图和房地产开发商是否与当地政府勾结为重点，尖锐地攻击了房地产企业。

       面对突如其来的声誉危机，开发商应急处理危机——在危机公关中，首要任务是引导媒体更客观地看待事件，使媒体意识到事件的意外和非主观性，从而减少公众舆论的愤怒。因此，危机处理的核心是如何定性事件——定性是基调，即事件将牢牢定位在公众舆论传播中。目的是解释原因，防止媒体过度渲染事件。

       发商迅速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解释事件：开发商不想推倒雕像，而是想搬迁，原意是重塑其他地方更高、更雄伟的毛主席雕像供公众参观。企业巧妙地将媒体批评的推倒行为定义为搬迁。

       随后，开发商在媒体上公开发布了关于主席雕像搬迁损坏的道歉信，并再次解释了这一事件。从推倒到搬迁，只有两个字的区别，开发商在危机公关中，巧妙地减少了企业沟通的危机定性，避免了媒体报道造成的危机沟通的恶性化。

       危机公关定性的重要性

       所谓企业沟通定性，即沟通定调，是指企业在危机发生后，如何在舆论沟通中定论事件，减少危机对品牌的损害。随着社交媒体的进一步发展，在新兴媒体沟通环境中，企业可能会通过媒体放大镜扩大甚至扭曲微小的负面事件。因此，如何成功地与公众进行媒体沟通将是危机公关企业的关键，如何传播定性决定了危机公关的成败。

       但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在面对危机时都有定性意识。达芬奇家具，由于质量问题面临市场问题，然而，企业没有积极负责沟通定性和信息沟通，而是选择逃避责任，质量危机最终上升为品牌诚信危机，舆论压力爆发，企业无法应对。

       的确，虽然危机公关中的舆论定性并不能保证企业能够彻底消除危机，但它在媒体与公众的沟通中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减压：减轻舆论压力。在大众麦克风时代，任何危机事件都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的扩声器进行。积累的舆论压力将对企业产生蝴蝶效应，最终成为企业长期经营的绊脚石。在危机处理中，良好的企业沟通定性可以有效降低舆论压力，避免危机影响的扩大。

       定义：明确企业责任。在事实不明的危机环境中，企业正确的沟通定性，定义危机范围，明确企业责任，将为媒体和公众提供更合理的意识导向，避免缺乏真相，同时突出企业责任，避免企业非危机成为危机事件的受害者。

       控制：抓住公众舆论的高点。在危机处理中获得第一个发言权，不仅可以有效减少媒体或公众舆论质疑的负面影响，而且可以使企业抓住公众舆论的制高点，引导媒体报道和公众舆论的良性趋势。

       危机定性的四个方向

       2011年3#8226；15瘦肉精事件曝光，双汇一度陷入产品质量危机。双汇被曝购买有毒肉……媒体报道迅速来自工厂的质量危机迅速升级为席卷双汇集团的舆论漩涡。双汇有毒

       在双汇的声明中，集团进行了以下沟通定性：问题产品仅限于子公司；集团道歉，停业整顿，加强产品质量检验控制。因此，企业沟通的定性是以更积极的舆论为导向的。

       由此可见，企业在进行危机公关时，需要积极合理地传播危机范围、企业态度、处理行动和事后承诺——

       宽度：定义危机范围。为了防止危机负面影响的扩大，在媒体与公众的舆论沟通中，有必要定义危机事件的范围，明确危机的来源和责任所有权，努力关注事件本身，避免危机负面影响的连锁反应。对于危机范围的定性，在减少产品质量或区域危机对整个企业甚至行业的负面影响方面尤为重要。

       高度:表现出真诚的态度。面对舆论的质疑，一些企业急于澄清卸责的理性声明，却忽略了传播受众在危机真相复杂时对企业真诚态度的情感诉求。态度决定高度。面对媒体和公众，真诚的态度表明沟通效果会远优于事实澄清。

       深度：实施当前行动。企业将如何处理危机事件将是沟通的重点，也是公众舆论关注的焦点。因此，企业需要在危机公行详细、明确、可行的处理措施。这是企业责任和处理态度最直观、最感性的沟通体现。

       广度：履行事后承诺。处理危机事件的关键在于，企业必须采取预防措施，承诺管理改进或未来规划，如实履行，这将扩大企业的责任，有效分散媒体和公众对危机事件的过度关注。

       危机定性的四大原则

       面对媒体报道的污染门危机，哈尔滨制药总厂将其定义为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过程中超标排放，而不是故意非法排放；在消费道歉中，家乐福用标签问题取代了价格欺诈的媒体判断；在锦湖轮胎事件中，企业还根据重量而不是直观数量纠正媒体视频中根据不同胶水的数量确定公司的非法经营的判断。

       虽然危机源于市场运作中的不当运作，但危机后的传播定性将有助于企业的危机管理。有效的沟通定性必须基于三个重要原则——

       以社会道德标准为底线。有效的沟通定性可以明确企业的责任范围，但不能逃避责任，破坏商业标准，甚至超越社会标准，任何沟通定性必须基于危机事实和企业责任，这是危机公共关系的标准，也是企业必须遵循的道德底线。三鹿无疑是中国乳制品行业的先驱品牌，但在三聚氰胺事件中，任何沟通定性都不能拯救因道利失衡而走向市场绝望的企业，因为沟通定性不能逆转黑白，更不用说改变事实了。

       以公众接受的范围为标准 。媒体和公众是企业传播定性的信息对象。因此，有效的传播定性必须基于公众的认可，即提高传播的接受度。因此，企业必须在传播定性中具有受众意识，并符合社会价值观。在蒙牛致癌门中，企业声称出口香港牛奶比大陆安全，言论立即发表，引起了大陆公众的愤怒。在传播定性中，与事实对话并重的将是公众接受情感需求。

       以事件责任的切割为指导。定性必须巧妙。所谓的责任切割不是为了逃避责任，而是为了明确企业的危机范围、责任归属和措施的适用。加强危机处理中企业责任的明确性，有助于突出企业责任的良好形象，同时承认错误，避免重点，让公众原谅企业。

       企业在危机公共关系中的传播定性，就像海上船舶的航向标一样，虽然不能避免经营风暴，但可以给媒体和公众信息参考和意识导向，使企业能够有效应对媒体和公众的危机沟通，真正克服企业危机管理的沟通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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