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及自媒体的出现，对全球的政治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各国也都同样存在传统媒体和互联网两个舆论场的问题。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舆情都成为影响政治与社会的重要因素。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在中国有着更深远的影响，与之相伴随的舆情热则有着全新的中国特色。

 

 

1.社会矛盾突出

 

 

由于我国社会在人口、地域、民族、历史沿革和现实发展条件等方面存在差异，社会问题具有多样化特征，这使得社会风险呈现出极大的复杂性。中国的社会转型持续已久，但近年来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变化的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均前所未有，不同的利益群体自然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但利益表达的渠道不畅通、利益博弈的规则不透明，造成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2.国家管理体制转型的滞后

 

 

与急剧的社会转型和经济转型相比，中国的社会管理与国家管理体制的转型则相对滞后。长期以来，GDP至上的发展模式带来了一系列的国家治理问题，包括经济上收入差距的拉大、社会上的秩序不稳、伦理上的道德崩坏、生态上的严重污染等。

 

中国特殊的政党体制和党政关系既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保障，也是各种社会弊端的根源所在。难以制约的权力必定带来腐败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失衡，也同时会降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带来所谓“塔西佗陷阱”现象，即当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做好事还是做坏事，社会都会给出负面评价。这也是热点舆情事件频发，但舆情管理难以取得理想效果的原因之一。

 

 

 

 

3.大众媒体功能的弱化

 

 

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大众媒体除了电视，总体普及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近年来，新媒体的发展进一步挤压了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报纸发行量大幅度下滑，电视的收视份额也有所下降。

 

在我国，新闻媒体被称作党、政府和人民三位一体的耳目喉舌，具有“上情”（官方舆论）下达和“下情”（民间舆论）上传的双重职能。二者应该是协调统一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二者又常常是背离的。由于新闻媒体的官方属性，其更多突出的是作为官方喉舌的职能；在这种大背景下，民间舆论通常无法得到充分表达。特别是近些年，传播内容的同质化现象更加严重，这使得大众媒体的民意传播功能明显削弱。在对舆情和社会的影响力上，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出现了此消彼长的现象。